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已相互交融，文化的力量已深深地溶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与人互为创造对象，它是人类进步、历史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对人类进步、历史发展给予能动的影响。经济的背后的文化。肯德基、麦当劳反映了美国人快捷的生活文化。精密制造的背后是德国人严谨务实的文化精神。浙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是它重商求实、吃苦耐劳、勇于冒险、敢为人先的人文传统，是温台地区为代表的提倡功利、重商、富民的文化基因，是古代浙江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倡导义利并重、注重工商的经济脉息相互融合作用的产物。同样，也可以说，廉政建设的背后是廉政文化。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廉政文化状况，直接决定着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廉政水准。
廉政文化：世界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世界史上，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是独树一帜的。中华政治文明泱泱数千年，其历史传承及几度的辉煌，绝不是仅仅依靠一种有悖于人性的专制方式可以维系的，如果没有德治这样一种人本主义基础上的治理方式起作用的话，是不可思议的。我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廉政文化基础的国家，历代君王圣贤都十分重视提倡以廉为本的文化。在廉政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廉说廉论，涌现了许多尽职尽责、政绩卓著、清廉守正、严于执法的清官廉吏，产生了许多廉事、廉诗、廉文、廉对、廉谣、廉谚、廉戏、廉政格言警句等，廉政文化渗透于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文学艺术中。廉政文化现象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西方，从古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约翰·洛克、卢梭、孟德斯鸠、汉密尔顿，到现代的亨廷顿和海登海默，不仅提出一系列的政治哲学、政治理论和政治设计，而且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这是世界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这些国家的廉政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文化基础。马列主义把廉政文化作为政治学来研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廉价政府作了系统的论述，列宁对如何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了党的优良传统，这些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
廉政文化：人们内心自觉的“法官”
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化，它可以内化为价值规范，发挥导向、激励、约束、凝聚的作用，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内心存在的自觉的“法官”。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会发现，无论执法如何严厉，制度如何完善，抗拒贪污诱惑的最后防线，始终等于个人能否把持道德操守和正确的价值取向。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指出：“道德教育净化理论的真谛，在于使政府官员并不只靠外力的制约，而是从思想上堵塞不法行为的产生，形成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和主观意志的法”。恩格斯对此予以了肯定，并指出“道德是具有特殊规定的内心的法”。美国小说家菲尔丁也说过一句名言：“纵使在一个法纪最松弛的国家里，一个有良心的人也不会胡作非为；他会替自己订出立法者所忘记订的法律。”在日本文化中，对耻的畏惧远远超过了对罪的畏惧。“耻感文化”就像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尊奉上帝”和“避免罪恶”一样，严厉地约束着日本人一生的思考与行动。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这说明，文化一旦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心中，它将起到法律制度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有人说，“廉政文化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就像一张看不见的德网；法网网住的只是几条大鱼，德网阻挡的却是所有的鱼”。
廉政文化：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支撑
随地吐痰要罚款是制度，而不吐不罚就是文化，一个城市文明还未萌芽的地方要实施吐痰罚款制度是不现实的。这个简单的道理说明，一种文化滋养一种制度。许多现代企业都高度重视制度力和文化力的作用，注重“刚性文化”与“柔性文化”相辅相成，从而达到管理的完美境界。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价值观念，先进的制度背后必然有一套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现代权力制约制度创立于英国和法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先哲们对政治理论的贡献是相联系的。公元五世纪，基督教教义在欧洲各国盛行并取得统治地位，基督教建立的原罪理论逐步被欧洲社会所接受，并成为架构政治制度的基本价值观念。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有文化的支撑，没有文化的支撑，有些制度不一定制定得出来、落实得下去。当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与新的制度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不是想到服从、认同，而是想到如何变通。在现实社会中，一些优秀的廉政文化成果可以通过执行者的认可或立法程序转化为法律制度，如政务公开、招标投标等；而有些制度却因缺乏社会认知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基础，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如对公务人员收受礼品的登记制度，党员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等。制度如一把锁，好人知情而退，而坏人则可能破锁而入。文化作为根植人们内心的一种知识、信仰和普遍认同，当与廉政制度在价值取向上相一致的时候，就能够促进该制度的完善，并保证廉政制度的自觉遵守和执行；而当廉政制度与廉政文化的价值取向不一致，或超越廉政文化的发展阶段时，廉政文化对制度的执行具有相应的反作用。所以，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浙江考察时也指出：“发挥制度在防治腐败中的作用，需要一个讲究诚信、崇尚廉洁、尊重法制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构建惩防体系中，既需要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发挥其教育的职能增强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意识，更需要廉政文化为惩防体系各项制度的实施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廉政文化：反腐倡廉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从文化视角看，腐败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传统中腐朽成分的积淀是滋生腐败的深层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指出，如果一个地方形成了一种腐败的民俗学，在这种氛围下，清正廉洁者很可能受到孤立、排挤和打击，最后就可能被这种腐败习俗文化所腐蚀。有人称这种现象为“巴士文化”，即愿意搭乘腐败巴士者请上车，不愿意上车者请让路，胆敢挡车者将被碾得粉碎。因为大多数人都具有从众性、随他性的心理特征，所以这种“巴士文化”无疑会起到纵容腐败的作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传统价值观的背离、人文精神的失落，腐败从政治层面及社会和文化层面渗透，成为一种社会公民文化，表现为：家长制、官本位、享乐主义、个人利益至上的思想盛行；对腐败现象容忍漠视，麻木不仁；贪廉观念扭曲和错位，独善其身者被视为迂腐；人们普遍存在羡腐心态，庸俗关系学得到推崇等。从国际经验看，腐败在一些地方之所以泛滥，其中一个原因也就在于腐败在社会中被视为“正常”，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2005年全球腐败指数，非洲是腐败最严重的一个洲，全球最腐败的10个国家及地区中有半数为非洲国家。在非洲，公职人员的首要义务是对他的近亲、宗族、部落或者族裔集团负责，一旦拒绝这种义务，就被视为大逆不道，而维持这种忠诚是以牺牲对国家的忠诚为代价的。一个德里的商人说：“在印度，人民不知道贿赂和腐败这个怪词，向政府官员送礼是必不可少的礼节和经营企业的高雅文明之道。”当腐败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时，一切反腐败措施都将黯然失色。反过来，芬兰之所以连续六年被“透明国际”评为世界上廉洁程度数一数二的国家，应归因于良好的廉政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在北欧严酷自然环境中得以生存的芬兰人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性格：坚忍不拔、内向自律，善良宽容、诚信忠厚。在芬兰的超市里是自选、自称、自贴标签的自我购物方式。为达到某种目的向他人行贿，或替他人办事而索取钱财，都不符合芬兰人的思维方式。芬兰流行最广的一句话是：“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啤酒和一个三明治，但如果喝上葡萄酒就危险了。”廉政文化具有舆论和风气的导向作用，它与消极腐败意识总是此消彼长的。如果没有廉政文化的支撑，让腐败文化占了上风，一个党和国家的反腐倡廉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腐败现象并不可怕，只要一个社会有良知，腐败并不难克服和抑制；真正可怕的是一个社会丧失了对腐败的判断力，以致整个社会日益腐败下去。中国要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营建一种廉荣腐耻的公民文化来激浊扬清、敦风化俗，教育党员干部和社会大众孤立和反对腐败行为，形成不容腐败的社会舆论，努力占领和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对和防止腐败既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建设任务。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社会评价的总和。廉政文化的功能，在于它能通过知识体系、制度安排、言论评价、视听传播等方式发挥舆论和风气的导向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廉荣腐耻的价值判断，倡导尊廉崇洁的社会风尚，推动党员干部队伍廉洁从政。从文化传播学角度来分析，廉政文化的内核是理念和行为文化，中层结构是制度文化，表层是社会文化，其承载方式是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发挥廉政文化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要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培塑执政党先进的理念文化和行为
文化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处可追溯到《易经》中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化”蕴含着培养和教育的意义。在廉政文化建设中， “化”是根本目的，归根结底要为提高执政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服务。廉政文化的基本范畴之一是指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要求，作用于执政者的内心世界，形成廉洁从政的文化动力。“文化而润其内，养德以固其本”。要把提高领导干部的廉政文化素养作为加强领导干部从政修养的重要任务来抓，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提炼升华我国历史上清官廉史的廉政思想，借鉴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廉政文明成果，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为民、务实、清廉”教育，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真正形成并永远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革命品质。
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保证:设定严格的廉政制度
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廉政制度有保护和促进廉政文化发展的功能。我们今天所见的种种不良现象，表面上看是观念、道德等文化现象，实质上是制度的问题。现代制度具有评判、激励的功能，制度通过这些功能，能够抑制落后文化，排斥腐朽文化，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必然要伴随着文化的创新，一种先进制度的诞生同时意味着一套先进文化观念的诞生。高效的制度，必须具备“热炉法则”。这样的制度就像烧红的“热炉”，具有警告性——不能摸；必惩性——摸即伤人；即时性——摸着立时被烫伤；公平性——谁摸都一样。反观我们现在一些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则很难体现出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为什么胆子这么大？他说他看过一幅漫画，画上有只猫，还有一只大老鼠和一只小老鼠，大老鼠对想逃的小老鼠说，猫是假的，别怕。在李真看来，很多制度就像挂在墙上的猫一样名存实虚。腐败文化和任何社会现象一样，其传染性和可转移性促成腐败由量变向质变、由个人向社会其他主体扩散。如果一个人的违纪违法行为得不到必然、及时和相当的惩罚，这将成为一个样板，让更多的人模仿，而且模仿的链条会不断加长，腐败文化便不断得到传播，腐败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认识了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的这种互动关系，就要求我们自觉地运用廉政制度建设推动廉政文化建设，落实规范，严明纪律，对违反制度者，不管是谁，都要绳之于法纪，决不搞下不为例、法外施恩，彻底改变“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现象，使广大党员干部感受到制度法律好比火炉，谁要去碰它，就要受到“烫”的惩罚，以更自觉地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养成廉政文化习惯。
廉政文化建设的支持力量：养成不容腐败的社会文化
南非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德在《控制腐败》一书中指出，如果贿赂所得减去道德代价再减去被发现的可能性与可能遭受的刑事处罚之和，大于工资收入与道德的心理满足感之和，那么个体将会选择贪污受贿。用公式表示就是：腐败的动机=（贿赂所得－道德代价－查处概率－所受制裁）＞（工资收入+廉洁的道德满足感）。将道德代价和道德满足感引入腐败动机之中是克利特加德对腐败研究的一大贡献。它促使人们注意道德因素在个体选择中所起的作用。只有在全社会养成廉洁为荣、腐败为耻，拒绝腐败、谴责腐败的道德环境，使得贪污受贿如同偷盗抢劫一样，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腐败者付出的“道德成本”才会大大增加。托克维尔也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和警觉的公民社会，是制约国家权力、防范政治腐败的有力屏障。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并促使它发展壮大，应当成为一项长期的反腐败战略。香港廉政公署成立３０年来，最大的功劳就是通过宣传让市民知道了政府公共服务应免费获得、应公平公开地分配，从而彻底改变了以往政府服务中存在的“给茶钱”的习惯。香港从昔日的“贪污之城”变成今日的“廉政之都”，实质上是取得了一场廉政文化的胜利，而参加革命的主体是广大的民众，改掉的是不良的社会风气。从理论到实践都已昭示了养成不容腐败的社会文化对廉政建设的重大意义。
在措施上，一是要开展公民权利意识教育，鼓励公民抵制官员索贿受贿行为。公民作为纳税人，依法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项服务是自己的基本权利，这绝不是对自己的恩赐，无须加以报答，相反干部的索贿行为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理应受到公民抵制。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反复宣讲上述道理，教育公民依法享受各项公共服务，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二是要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对政府及其干部队伍的监督制约作用。依靠政府自己监督自己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使公民社会负起监督政府的责任，在全社会形成人人追求公平正义，敢于监督、乐受监督、支持监督的社会文化。这就要求党和政府确保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保证信息自由流动。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新闻媒体要切实负起监督政府的责任，通过强大的舆论监督，防范权力滥用和腐败，推动反腐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要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利用信访、举报、申请行政复议、进行行政诉讼等监督形式，同腐败行为作斗争。三是要培育各职业阶层的从业人员恪守职业道德、依法诚信经营的职业文化，推动商业道德建设。社会自治自律是遏制政府职能扩张的解毒剂，也是腐败的解毒剂。商业贿赂与市场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背道而驰，最终损害的是企业自身的利益。反腐败机构可以通过举办讲座、研讨会、论坛等多种形式向工商企业宣讲商业贿赂的危害性，制订商业行为准则或公约，努力推广商业道德，使广大经营者明公义、知廉耻，遵规守法、诚实守信，人们不愿投机取巧去获得利益，而是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去创造财富。要建立“黑名单”和市场准入制度，对于违背商业行为准则的行为，反腐败机关可以与各种企业自治组织一起将之公布于众，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不仅使其名誉受损，为其腐败行为支付高昂的“道德代价”，而且使其获取其他经济利益的从业资格受到相应的限制甚至予以剥夺。四是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尊廉崇洁”教育。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认为，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变化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中国的下一代有没有信仰；二是中国的下一代有没有责任感；三是中国的下一代能否实现廉政。要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学校的德育系统，在学科中渗透、活动中感知、阅读中领悟、生活中体验、环境中熏陶。“尊廉崇洁”教育是一项播种廉洁种子的希望工程，是一项功在长远的启蒙教育；开展“尊廉崇洁”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接受分梯次的、逐步深入的“尊廉崇洁”教育，从小根植廉荣腐耻的理念，不使任何年龄段存在廉洁教育的盲区；对青少年的廉洁教育，是国家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可以与成人的廉政教育相得益彰，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社会廉洁教育链。
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依托：不断创新文化实践
廉政文化建设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必须推陈出新、常抓常新。一是要区分层次、整体推进，努力形成党风政风与社会风气的良性互动局面。始终突出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这个重点，同时把廉政文化融入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利用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广场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家庭文化等载体，让廉政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众文化，教育公众认清腐败现象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害，在全社会养成一种人人远离腐败的健康舆论氛围，使廉政文化氛围在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实践活动中蔚然成风。二是要充分利用一切文艺形式，让廉政建设获得持久的文化魅力。应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组织各类文化艺术人才深入到改革和发展中汲取营养、积累素材，创作反映反腐倡廉内容的优秀电影、电视剧、戏剧、曲艺、小说、诗歌、广告、评论，创作出种类繁多、群众叫好叫座、可持续供给的文化精品，致使诗书画雕随处可见，歌舞影视随处可闻，做到寓教于文，寓教于理，寓教于乐，寓教于一切有益的文化活动中，使人们时时处处都沉浸在廉政文化的感染和熏陶之中。三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和信息传播渠道，构建廉政文化建设的强势氛围。不断拓展廉政文化信息的传播渠道，无论是电影电视、电讯网站，还是艺术场馆、文化中心、游乐场所、报刊书亭、楼宇墙体等都可为我所用，都应有廉政文化的一席之地，在全面跟进、全方位渗透中，营造一个浓厚的廉政文化传播氛围。
廉政文化是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是廉政建设和先进文化的结合，是执政理念和社会文化的结合。人民期盼廉洁政治，时代呼唤廉政文化。新形势下，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发展廉政文化；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须臾离不开廉政文化的滋养；建立和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更需要以廉政文化为支撑和动力。合着反腐倡廉的激越旋律，方兴未艾的廉政文化必将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将以巨大的导向力引领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化，它将以鲜明的推动力促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它将以无法估量的潜在力量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