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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还有哪些“拦路虎”?

作者:任红禧  |  发布时间:2018-07-17 10:41
  最近,全国各地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推进都进入加速阶段。
  以哈尔滨为例,2018年3月31日,公布首批379个“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一个月后,便发布第二批1711个服务事项。到6月8日,哈尔滨已有4421项(含子项)服务事项实现了“最多跑一次”,占全部事项的72.58%。
  显然,“最多跑一次”越“跑”越快。但需要注意的是,全国各地进展不一,即使同一个地方,也有点上和面上的进度差别;即便距“跑一次也嫌多”这一终极目标最近的浙江,也尚有一段“冲刺”距离。
  对此,《人民日报》刊文指出,“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深化行政改革和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创新,需要持续深化和不断完善。要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遵循现代治理的各项要求,实现服务供给与民众需求相匹配,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倒逼政府“自我革命”,努力将“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到底。
  具体来说,在“最多跑一次”的改革路上,还有哪些共性障碍需要破除?

部门利益樊篱
  “最多跑一次”是简政放权改革中的重要实践和探索,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放权”的力度,这其中,既有客观因素掣肘,也有主观因素制约。
  客观上看,有些审批事项在制度、技术上确实存在一定难度,推动起来需要时间。但在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最低目标”:“清理群众和企业办事的各类证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但实践表明,要实现这一基本要求,仍需克服来自主观上的抵触情绪。
  “实现‘最多跑一次’,最大阻力在于部门利益作梗——很多部门不愿交出手头权力,对审批程序的优化再造有抵触情绪。”2018年4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原院长吴晓波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指出。
  应当说,这个问题很具有普遍性。早在2016年,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行政改革蓝皮书: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中,对于“你认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政府部门利益的阻力”。
  “最大阻力在于部门利益。”这也是全国各路前往浙江“取经”的记者们在采访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触动利益,显然比触动灵魂更难。简政放权,是政府的一次自我革命,必然要触及一些部门的利益。”《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文指出,“最多跑一次”的改革,就是在倒逼各级各部门通过减权、放权、治权,从“办事”做起,放下部门小利益。

“信息孤岛”现象

  要实现“最多跑一次”,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让“数据多跑路”。然而,在各地的探索中,“最多跑一次”改革仍存在着明显的碎片化现象,突出表现为地域间、系统间的“信息孤岛”现象,导致群众仍然做不到“就近能办、同城通办、异地可办”。
  有专家指出,要打破“信息孤岛”,难点不仅来自于开发诸如信息共享平台等载体的技术难题和资金问题,更多的是受限于管理机制。
  “在现阶段,‘信息孤岛’背后既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权限问题,而是跨部门协调的管理问题。”来自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郁建兴、高翔两位教授共同撰文指出,不同层级、不同地区政府在政务服务中要求的材料、采用的流程和下放的权限等存在差异,解决各部门、各地区条块割裂、系统林立的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顶层设计,建立全省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政务服务标准。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许耀桐:“一些垂管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和信息安全考虑,不开放共享政务信息数据,加之数据格式不统一,标准不一致,造成各部门、各层级间出现‘信息孤岛’‘部门壁垒’的难点和堵点,无法利企便民。”
  互联网时代,在“大数据”力量的支持和驱动下,打破“信息孤岛”的技术性障碍也许并不大,难点在于能否真正形成信息共享的互联网思维。

监管机制滞后

  基于便民利民的初衷,“最多跑一次”将以往的“事前审批、严进宽管”调整为“宽进严管”后,也随之出现了新问题:在简化办事流程的同时,如何避免不法分子“钻空子”?换言之,该如何加强审批监管? 
  “政府权力清单要瘦身,责任清单要强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郎友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要形成问责机制和权力机制的平衡,要研究如何正确、科学地放权,以及科学授权的问题。”
  《浙江日报》经过梳理认为,学术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最多跑一次”要继续深化,从技术、制度、立法上都还有改进空间。比如,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事中、事后监督机制,政务公开机制,等等。
  显然,“最多跑一次”并非简化办事流程那么简单,还需要从全链条、全流程进行科学设计,如何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是一个重要而且复杂的难题。此外,“最多跑一次”是否真正落地,还需设定一个科学的评价机制。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兰建平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表示,“最多跑一次”应该从“政府思维”转向“群众视角”,用群众的语言设定改革目标,以群众的感受确立改革标准,以群众的获得感评判改革成效。

作风能力短板

  再好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最终也需要靠人来落实。
  一方面,“最多跑一次”离不开广大基层干部的执行态度和力度。比如,“最多跑一次”还有“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这个前提。然而,要备齐申请材料,难免又要奔波。如果出具相关材料的基层干部存在中梗阻、消极懈怠、吃拿卡要等问题,改革进程将被拖慢,改革成效也会大打折扣。
  《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指出:实现“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目标,重在执行力,而执行力的快慢在于党员干部的态度和作风。对于一心为民的党员干部来说,让群众“最多跑一次”就不是问题;反之,对于那些庸官懒官来说,就不只是跑的问题,还需“既跑又送外加找关系”。
  另一方面,“最多跑一次”对一线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也提出更高要求。
  2018年3月8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提出,“最多跑一次”,要对政府系统的信息工作队伍进行整合和优化,组建专业化的电子政务建设信息工作队伍,加强教育和培训,提升工作水平,确保电子政务建设在信息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地推进。

  显然,要推进“最多跑一次”的“最后一公里”,就必须要求一线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再升级,以此适应新时代下的政务需求。

(原载于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2018年第7期)